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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言

第一章、把領導人放進歷史脈絡
第二章、民主政治的領導：迷思、權力、風格
第三章、開創型領導
第四章、轉變型領導
第五章、革命和革命型領導
第六章、極權領導和威權領導
第七章、「強勢領袖」的外交政策假象
第八章、哪一種領導才是我們想要的領導？

誌謝
注釋
名詞對照


 

序
 
　　這是一本論述性的著作，書名即直接點出本書的中心論點。一般認為，傳統定義下的強勢領袖，即獨攬大權、呼風喚雨、主導決策的領導人，就是最受人民愛戴也最成功的領導人，而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戳破這個錯誤認知。這一類的領袖當中有一些人風光得意，但整體而言，政治大權掌握在一人手裡往往導致重大缺失，甚至種下禍害，掀起血腥屠殺。
 
　　書中也探討了政治領導的其他面向，但我所謂強勢領導的迷思，仍是串連起所有針對民主領袖、革命領袖、威權領袖、極權領袖等討論的主軸。民主領袖之所以造成的傷害較少，正是因為權力受到政府以外的力量牽制。然而，當今民主國家普遍有種危險的錯覺，以為領導人愈能掌控其政黨和內閣就愈成功，而合作型的領導方式反而代表領導人軟弱無能。此外，合作型的政治領導帶來的好處也經常被忽略。
 
　　書中的例證來自許多不同的民主國家（以英美兩國為主）以及威權和極權國家。研究這類獨裁政體時，共產國家的領袖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特別受到我的關注，但本書討論的範圍不僅限於以上提過的國家和領導人。探討威權國家革命運動那章，範圍從墨西哥涵蓋到中東。
 
　　在歷史框架上，本書希望把整個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至今的發展都包括在內。儘管寫作上必須有所取捨，但我希望提出的結論能有較為普遍的效度。這本書是寫給所有好奇政府如何治理國家的讀者看的，但我期望書中提出的論證也能對政治人物及政治類作者產生影響。
 
　　寫作期間，尤其是前面更長的構思期，我不只參考政治傳記、文獻、報紙和其他大眾媒體，還有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及社會心理學家的著作。此外，跟不同國家的政治人物會晤也提供我不少材料，包括跟不同政黨的英國首相及外長的特別專訪、一九八○年代參與英美兩國的政策研究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與前政府首長一起參加的討論會、與共產政權高官的會面（通常在他們下台或免職後，但有些共產黨的改革者例外）。
 
　　本書是五十多年來的政治研究，以及在北美、歐洲和亞洲各地考察及演講的結晶。除了英國，我待最久的國家是美國，包括在耶魯大學、康乃狄克大學、（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擔任政治系客座教授，以及在（印第安納州）聖母大學凱洛格國際研究所擔任客座研究員。

　　我在俄羅斯待的時間也差不多那麼久，橫跨蘇聯和後蘇聯時代。最早在一九六六年一月拿英國文化協會的交換學生獎學金前往莫斯科三個月，隨後又在莫斯科大學就讀一年（一九六七到六八年），同樣由英國文化協會資助。此後我造訪俄羅斯多達四十幾次。
 
　　政治領導是個我從很久以前就開始關心的重要議題。我最早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文章（一九六○年代），有一篇寫的就是英國首相的政治權力，特別是這些權力所受的約束。除了從圖書館找資料，我也訪問了資深政治人物，那一次是英國兩大黨的重要閣員和前閣員。此外，早在一九八○年我就在耶魯大學政治研究所開過一堂比較各國領導人的課，特別是美國和法國的總統、英國的首相，還有蘇聯共產黨的領袖。
 
　　我對民主領袖的權力及其限制的研究興趣，早在就讀於倫敦政經學院時就已萌芽。事實上，大學入學面談時，招生委員會主任瑞金諾．巴沙特（本身就是英國政治專家）就建議我多讀政治人物的回憶錄。我聽從他的建議，往後也從不同國家購得大量政治人物自傳（和傳記）。學生時代能買到這些書，要感謝很多政治人物的回憶錄都廉價出清，只要花少少錢就能買到。政治人物的選擇性記憶和回顧雖然有其侷限，但也可能帶來啟發，有時還在作者意想之外。
 
　　我畢業後的第一個教職在格拉斯哥大學。一九六四到六五學年間，和系上同事約翰．麥金托許（後來成為國會議員，最近出版重量級著作《英國內閣》）的論辯，進一步激發我對政治領導的興趣。麥金托許（以及當時工黨政府的國宅與地方政府部長理查．克羅斯曼）認為，以「首相政府」來形容英國政治體系最貼切，我無法認同，於是寫了上文提到的長文加以反駁。
 
　　不過，英國到底是首相政府還是內閣政府這個老問題，並非本書想探討的主題。我感興趣的是，民主領袖是否多半如一般認為的那樣掌握大權，以及選舉勝敗的決定因素是不是在領導人身上，諸如此類的問題。我也想要進一步質疑，國家元首是否有權利掌握所有重要事務的最後決策。有些領導人會積極鼓吹這種主張，也會演得好像他們真的有這麼做。我卻認為，這樣的主張既無助於提升政府效能和明智的政治判斷，也不利於民主的正常發展。

　　市面上有很多探討政治領導的書，講商業領導的書更多。本書把焦點放在政黨和政府領導人，但有時也會把討論範圍擴大。領導風格在各種組織中都很重要。即使是羅馬天主教會如此階層分明的組織，也曾有人——而且來自最高階層——指出一人統治的缺陷。教宗方濟各最近在一次訪問中進行了一番有趣的自我批判，也提出了他的自我期許。他在「區區三十六歲的『誇張』年紀」，就被任命為阿根廷耶穌會的省會長，他認為自己當時的領導風格太過專制。他說，「就是我那種威權的決策方式出了問題，」以致給人他是「右派」甚至「極端保守派」的錯誤印象。如今，他偏好協商式的領導風格。樞機團在推舉他為教宗的祕密會議中曾力勸他成立顧問團，他也從善如流，任命了八名樞機主教組成顧問團，他們也真的要求羅馬教廷要改革其官僚制度。教宗希望與這八人顧問團的會議是「真正的協商，而非空有形式」。
 
　　接下來的篇章有一個特點：對極權及威權政府的著墨，幾乎跟民主政府一樣多。現今生活在獨裁統治和民主政權之下的兩方人數幾乎不相上下，因此這麼做也不無道理。此外，真正的專制統治，可以在討論美國的「皇帝總統」和英國、加拿大或澳洲的「首相政府」時，不時提供一種不同且有利的觀點。在威權體制下取得政權的領導人，不只可能在自己國家造成大規模的破壞和苦難（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再差，也難以造成同等程度的破壞），也更有可能推動改革，雖然這樣的例子少之又少，也需要天時地利的配合。毋庸置疑的是，有些領導人較其他領導人更有建樹，但我要說，那些值得我們給予最大敬意的人，往往不是絕對大權在握的人。好的領導人需要許多特質，每項特質的重要程度都因時、因地、因狀況而異，無論如何都不該跟個別領袖的過度自大和過度擅權混為一談。